2014年8月21日证监会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新规》”）后，契约型基金成为诸多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其实，契约型基金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下的公募基金便是依据契约方式组建；私募基金中的信托计划、基金公司资管计划、券商资管计划，这些契约型基金占据着私募投资基金的大半壁江山；有限合伙仅在PE投资基金和嵌套型投资基金中比较常见；公司型基金近期更为少见。长期以来，仅有金融机构能发起契约型基金，是实力和安全的象征，故其成为投资者的青睐。《新规》出台后，契约型基金似乎走下了神坛，私募机构纷纷试水，契约型基金面临着新一轮的扩张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发起契约型基金是否属于行政许可范围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仅有像信托、券商、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方可发起设立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从公募基金开始，到私募的信托计划、基金资管计划和券商资管计划，无一不是如此演绎。契约型基金的优势毋庸置疑，一是仅需一纸合同就可以组建一个SPV，而无需面临繁琐的工商注册、登记、注销等流程与手续；二是没有代扣代缴义务，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个税的成本，甚至有时连营业税、增值税都免了。
笔者以为，根据《行政许可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设立及开展契约型私募基金业务，均属于行政许可事项，因此，该类主体开展契约型基金业务，必须事先取得业务批准。而对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外的主体，如一般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开展契约型私募基金业务，并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必须取得行政许可。
结合本次《新规》发布时证监会的公开发言，《新规》在市场准入环节不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进行前置审批，而是基于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信息，进行事后行业信息统计、风险监测和必要的检查，体现了适度监管原则。因此，除依据前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特别取得行政许可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外，其他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开展契约型私募基金业务，无需取得行政许可。
二、契约型基金的破局
私募契约型基金的破局事实上早于《新规》的颁布。2014年1月17日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业协会”）颁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经备案的私募基金可以申请开立证券相关账户”，为阳光私募的管理者赢得基金单独开户的生存权。其后，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2014年3月25日随后发布《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开户和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允许私募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申请开户，有资产托管人的私募基金也可以由资产托管人申请开户，私募基金证券账户名称为“基金管理人全称-私募基金名称”，只要提供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等相关证明即可。随后，一批阳光私募走出信托和专户，自行发起设立契约型私募证券基金。
正当业界还在争论契约型私募基金是否仅适用于私募证券类投资基金的时候，具备托管资格的南方券商们已开始了大胆的尝试，并在基金业协会获得备案成功。非证券类私募契约型投资基金的发起设立客观上在《新规》颁布之前就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而突破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券商愿意参与此类业务的托管、且银行同意为基金设立单独账户，基金财产和管理公司财产得以区别，SPV得以构建。
三、契约型基金的规制
可以说最早将私募契约型基金纳入法律体系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法》，该法第二条规定：“在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实质上为契约型基金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3年6月1日实施后，该法第十章“非公开募集基金”首次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入法。既然公募基金全部是从事证券投资的契约型基金，故私募证券基金采用契约型的方式其实也就取得了法律地位。
根据《新规》，“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本办法。”虽然该条未明确提及契约型基金，笔者理解，只要是符合“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形，均应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契约型基金是基金的一种常态形式，而公司和合伙企业反倒是基金的一种特别形式。
根据《新规》并结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笔者认为，如下几点是发起设立私募契约型基金应予以关注的：
一是强调管理人的登记和基金备案，要求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均应当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各类私募基金募集完毕，均应当向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而且要定期更新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报送所管理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和年度财务报告等。
二是明确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 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 万元的单位；（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 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三是控制人数上限，规定单只基金投资者人数不得超过《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法》所规定200人的限制。而且，除特殊情形外，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四是契约型基金合同应当遵照或参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明确约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相关事宜。特别提出，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应当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
五是托管的必要性。虽然《新规》规定，“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私募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也即可以通过基金合同排除托管。笔者以为，托管是将基金财产与管理人财产相区别的有效方式，如果不进行托管，基金财产很容易被认为与管理人混同而缺乏独立性的基本支撑。
四、契约型基金的机遇与挑战
可以预见，《新规》之后契约型基金将得到爆发性的增长，特别对于有募资能力的第三方财富机构，原来必须借助于金融机构发起契约型基金的或者协助他们进行产品销售的，将调整为自行募集设立契约型基金。以诺亚为例，目前线上销售的歌菲系产品基本以私募契约型基金为主，不仅便捷，免去繁冗的有限合伙的工商手续，而且可以节税，无需代扣代缴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未来的资管竞争格局更加凸显销售为王的特点，以销售作为突破口，进行向上的产业链延伸。另外，使得市场上纯通道类资管产品的壳通道价值进一步下降，未来能否建立独有的募资渠道、特色投资品种、稳定交易平台、有效的风控机制方是此类金融机构得以生存发展的理由。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私募机构具有了契约型基金发行自由度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是私募机构团队优势还不明显，无论是产品设计、投后管理还是风险控制，都与正规军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旦出险，基本没有刚性兑付能力，因此投资者在选择的时候难免有所倚重；
二是私募契约型基金缺乏一个对于投资者有效的登记备案的机构，目前基金业协会的登记仅强调对于管理人和基金基本情况的登记，而投资者权益的登记主要依靠私募机构自建投资者名册进行管理，故未来基金份额及其权利的持有、转让、质押登记都缺乏公示机构而仅依赖于管理人的诚信度，在法律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隐患；
三是对于契约型基金仍缺乏一个操作细则，如同金融机构发起的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等均有明确的操作规定，对于财产的独立性问题、管理者职责权利均有明确规定，而这些问题在《新规》中尚未能明确，故目前契约型基金还只能依照或者参照《证券投资基金法》执行；
四是对于契约型基金的税收制度仍属于灰色地带或是空白，虽然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契约型基金一直以来不进行代扣代缴，但笔者以为，管理机构对于其所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是否有代扣代缴义务，属于法律尚未规定的领域。特别是，除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之外，私募投资基金通常还会有营业收入，例如利息收入或其他经营收入，此类税收的缴纳也只能由管理机构进行代缴，故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的税收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将是管理机构未来可能遭遇的困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