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经济增长对老百姓来说至关重要。当经济增长减弱时，每个人都会受连累。停滞加剧了社会、健康、环境和政治问题。若是不能实现增长，那么文化、社会团体和每个人对自己能够拥有的生活方式的期望都会变得黯淡。

实现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个人需求。在微观层面上，个人对金钱进行积累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一个人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地位或改善整个社会。同样地，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应转化为粮食、住房、安全和医疗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及其质量的提高。这两个层面中，任何一个层面的停滞都意味着个人和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往往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日益恶化的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困和不稳定之间的联系已得到充分确立。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789 年的法国大，当时法国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税率上涨、食物短缺长达十年之久，进而引起暴乱，最终触发了法国大。发展停滞和随后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

近年来，希腊经历了一种类似的模式。2008—2016 年，希腊经济在 GDP 方面锐减 45%，导致了贫困的加剧。失业、减薪、工人补偿和社会福利的减少，致使希腊的家庭平均比过去贫穷 40%。截至 2014 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已降至 2003 年的水平以下。 2010 年希腊爆发了重大骚乱，超过 10 万民众在雅典游行，最终导致激进左翼联盟赢得 2015 年大选，主导一个新的极“左”。

经济增长的三种方式

经济增长主要以三种方式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第一，最直接的是，经济增长使个人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举个例子，一个人赚取了奖金或者额外收入，他可以利用这笔钱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和食物。得益于收入的增长，他能够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反之，如果一个人丢了工作或收入减少，他就要被迫削减医疗、食品和教育开支。经济增长会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好或更差。

第二，收入的增长可以让个人对更大的群体产生影响。他可以雇用别人或者投资。通过日常消费，个人有机会支持其他企业和个人，帮助其他人提高生活水平。通过投资或者借出资本，他可以让其他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造福社会。许多中小型企业特别依赖这种类型的个人投资。经合组织 90% 以上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雇员少于 250 人(就业率为 60% ~ 70%)。在发达，一个整体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这样的公司，个人投资可以影响经济。反之，更大的群体若是没有增长，那对个人也有深远的影响。 经济萎缩会助长政治和社会动荡，并破坏社会凝聚力。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就象征着这种工业的衰落。加里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钢铁城，人口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8 万下降到目前不足 8 万。这座城市的钢铁厂在 2015 年雇用了 5 000 人，仅是 40 年前在那里工作的 3 万人的一小部分。加里的贫困率为 38%，犯罪率高，教育程度较差。城市整体经济增长乏力，对个人生活质量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收入增长与人类进步之间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是增长衰退与生活水平降低之间的关系)是用乘数效应来解释的。个人赚取的额外收入将以其原始价值的数倍在整个经济中传播。这一理论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以表明支出的增加将导致人口收入的增加。然而，新资本的原始来源并不需要一定是。 假设一名工人在出色地完成一年的工作后获得了 2 000 美元的奖金，并且他一次性花完了这笔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很有可能在他改善自家生活的同时，他花出去的 2 000 美元也成了同城别的商人的收入，而后者又继续在别处消费。这样一来，这名工人的 2 000 美元可以迅速变成 3 000 美元或 4 000 美 元等。实质上，2 000 美元不仅能完成一笔交易(最初支付给总承包者)，而且能实现许多后续交易，因此钱就不是被保存起来， 而是花了出去。

第三，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即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保持透明的政治结构来提高生活质量(或者说经济衰退不利于政治结构的透明)。个人权利和自由只有在社会能够对进行问责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增长能够使社会保持运转并确保问责制， 但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社会就不稳定。这样，经济不景气就为政治动荡创造了条件，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引发体制的崩溃。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德国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巨额赔款、高水平的负债、恶性通货膨胀、激增的失业率，以及 1929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满目疮痍。随后的经济崩溃直接造成了纳粹极端主义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班牙经济面临着大约 6% 的增长萎缩，而2013 年之前失业率飙升至 26%。在此背景下，由于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西班牙的解体势头越来越猛。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加泰罗尼亚分裂的呼声持续高涨，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情绪加剧，他们担心会被迫向西班牙国库交更多的钱。2014 年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的非官方民意调查显示，80% 的选民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西班牙失去加泰罗尼亚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因为该地区为西班牙的 GDP 贡献了 19%，其高科技出口占西班牙的 45%，并且是西班牙 70% 出口的门户。加泰罗尼亚的脱离将会给西班牙收入、就业机会和更大范围的经济未来格局带来重创。

当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经济机遇增多、经济向上流动、生活水平提高的良性循环。而如果经济缺乏增长，社会发展就会倒退、萎缩，这不仅直观地体现在经济指数上，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虽然仅靠增长并不能终结流行病、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改善教育，或者减轻激进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没有增长，解决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

经济增长不是“万能药”

经济增长是如何帮助解决这些看似棘手的问题的?

首先，它使能够资助和加强公共事业——教育、医疗保健、安全和实体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条件下，(以及部分企业，通过增加销售和收入的方式)获得边际资金，可以为上述公共事业安排专项拨款。而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各国只能被迫减少某一领域的投入，以便为其他领域提供资金。

其次，巨大的经济成功是私人投资和创新的先兆，而后者正是改善生活水平和获得发展的跳板。经济增长推动了美国在 20 世纪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上涨了30 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得以脱离贫困。同样地，也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 30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3 亿多人因此摆脱了贫困。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国库就会减少税收，无法投资公共事业，进而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基本上，未能实现经济增长几乎都是生活条件恶化和骚乱的前兆。在经济崩溃时期——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类进步的所有方式和标志，包括实际工资、就业机会、预期寿命和社会流动性都会受到影响。经济上的失败不仅会降低生活水平，还会催生人民的不满情绪，导致赤贫人口增多。经济萎缩会助长焦虑，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则可以抚平激进主义和叛乱。

当然，经济增长能做的也是有限度的。不可否认，某些现象和问题无法用经济增长来解决。即使经济增长极大地削弱了极端主义运动的可能，也还是有偏执的人对任何经济成就都充耳不闻。比如，恐怖主义就是仅靠经济增长还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经济进步可以抑制它，但不能彻底根除它。同样，仅靠经济增长也不能消除收入不平等。毕竟，有些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甚至是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的。经济增长本身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管理不善导致的经济激增可能会带来债务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万能药”，但如果没有它，可持续的社会进步将成为空谈。

显然，经济增长对一个的生存、建设成就和稳定至关重要。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要找出增长的关键要素，拨开个人和企业复杂行为的迷雾，以确定这些因素如何实现真正的、持续的增长。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衡量办法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增长的引擎。为此，我们应该研究是什么驱动了增长，以及思考如何衡量最佳增长。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增长是关于三大关键要素的函数： 资本(一个经济体除去赤字和债务之后的投资金额)，劳动(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可量化)，全要素生产率(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的总称，包括创新、技术、政治制度、法律和法规等)。

生产率被认为占一个经济增长驱动力的 50% 以上，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个的经济有所增长，而另一个却没有。透明可靠的法律、明确的产权和技术进步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拖累生产率的因素，如债务和人口状况，则会限制经济增长。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债务和赤字重压。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让人备感压力，表现为适龄工作、经济活动人口减少，以及老龄化、非经济活动人口增加。但现在看来这些杠杆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评估经济的真正概况是很复杂的，而债务的存在则会使情况复杂化。一个看似富有的、拥有一栋大房子和一辆新车的邻居， 很可能负债累累，还不能进行破产清算，他当然也可能无债一 身轻，但这两种情况都并非肉眼可以判断的。在宏观经济层面， 债务同样使增长图景复杂化。债务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增长——最直观地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成功至关重要。在明白了经济增长为何如此重要，以及怎样最好地评估它之后，我们必须应对那些阻碍增长从而对人类进步提出挑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