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口述历史

定先生说，20多年前当她着手做口述史的时候时常会感到迷茫和孤独，乃至于自己也不禁质疑自己，做这些到底价值何在。她的朋友偶尔也开玩笑的说她做的一些东西像是“烂尾楼”，因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访谈对象因年事已高而过世等突发情况，即便是这样，定先生也没有放弃。若干年后，国内的口述史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甚至打出的口号是“大家来做口述史”。而同名书籍，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已出到第三版。然而，面对如此之大的转变，情况自然就和以往有很大不同，参与者多了，问题自然也就多了，所以要针对这些问题去想办法，告诉人们如何去做口述史。

口述史的相关状况

口述史并不是国人的发明，虽然现在有些口述史读物会将司马迁遍访遗闻认为是我国口述史的开端，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口述史的产生要满足几个背景：首先，它和欧美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是分不开的，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新思潮在这些国家兴起，他们追求社会的多元化，尊重不同的价值构成，尤其是注重底层人发出的声音，它们都成为口述史的基本价值构成；其次是科技的发展，毕竟做口述工作，要依靠录音设备，现在更是利用影像设备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如何录音、摄像都是要讲求方法的。

目前，口述史热已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也会举办口述史的会议，邀请一些外国同行进行经验交流，包括英美等国的口述史协会等等。但很多国外同行并不了解我国口述史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情况，所谈的更多是一般性的介绍，大多还是在宣传口述史的作用和阐发它的价值，而较少与国内从业者进行具体的、学术性的交流和切磋，这是需要在以后进一步深入的。

国外来做口述史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情报中心和征集来的大量志愿者，说白了大都是“采集者”，与其说欧美国家在做口述史，不如说它们在建“口述文献”的数据库，这些国家的口述采集工作很发达，采集之后的工作主要是对它们的保管、收集、分类、检索等等，也就是做数据库的一套流程，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用它来为读者提供服务。比如说一些二战经历者们对二战的回忆录音会被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很大的数据库里，检索时很方便，有专门的服务大厅，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直接检索某人对某年某月某事的回忆，有的甚至也可以在手机上检索和下载。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记忆库工程”，而这种工程在国外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例如去一个小村庄旅游，游人可以通过村里的录音广播收听到村里的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他们告诉游客这个小村庄以前是什么样子、自己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娓娓道来，十分亲切。还有，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里会放有一个录音设备，来往的人可以对着话筒任意倾诉、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点类似于“倾诉室”。

这个巨大的记忆工程需要强有力的基金会支持，需要良好的管理制度，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但目前在国内还做不到。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导向，通过它能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对文化教育和历史传承都能起到积极意义。

定宜庄与口述史

定先生的口述史实践自称是师从台湾的游鉴明先生，为什么台湾的口述史能做得如此之好？

这和台湾的特殊环境有着莫大关系，我们知道，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后“带走”了一大批人：国民党官员、士兵和家属等等，他们和台湾的当地的居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景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郭庭以先生十分有眼光，他很早就组织人来做这些人的口述工作，以此补充到这段独特的历史之中。可以说台湾近代史所的成长和口述史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我们耳熟能详的王明珂先生，他做的记忆理论和口述脱不了干系，而赖慧敏教授做澎湖的地方志、游鉴明先生做妇女史也都利用了很多口述史料。

要注意的是，他们都是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用口述来补充史料的不足，不是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么，在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之外多了一个口述文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台湾，还有另外的一支：它与学院派不同，做的是他们称之为的“原住民”研究，成员都不是专业学者，着眼点一般在“原住民”的医疗和生存环境上，他们做的东西在和民族大学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虽没有学者的束缚，但却面临着语言上的困难，不过他们能触及到政治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宗教和精神上的问题，对我们十分有借鉴意义。

虽然口述史做起来可以不拘一格，但却必须要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才能有所突破，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做口述史呢？

如何来做口述史

首先，万变不离其宗，而这里的“宗”指的就是需要有自己的规范，没有规范是一盘散沙，是不行的。

其次，口述史不可以孤零零的存在，必须依托于其他学科，比如定先生就把它与史学相结合，但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就不一定需要历史，他们更多的是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比如说一个受访者说了假话，比如定先生就把它与史学相结合，但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就不一定需要历史，他们更多的是与社会学理论结合。比如说一个受访者说了假话，定先生就可能通过史料去求证，而一位社会学家通常会用生活史的方式，例如洞悉受访者的态度、语言和表情，以及与受访者亲戚们的交流，来相互印证。因此，定先生认为只有在学科训练的基础上做口述才能做好，无论这一学科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民族学等等。

最后，定先生结合自身的实践与体会，分享给大家自己在做口述工作时的“三步走”：

第一步是案头准备，选题范围的划定很重要。“曾有人对我说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有意义，例如一个疯子的话也有意义，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疯子的话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也就是需要弄明白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才疯的，是在精神错乱下疯的还是因为胡说八道被人打疯的，这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先要对疯子下一个定义，什么样的人叫疯子？只有赋予它意义才是研究的开始，而对一个选题首先就是要权衡它是否有意义。”

“大家都知道我和刘小萌做过知青史的研究，一次我去一个单位，他说他们也做知青史，而且把我先前的结论都给推翻了，即知青运动不是如我说的始于1954年，因为他们采访到了一个1952年下乡的老太太，老太太之前在北京读高中，在1952年时就下乡了。我问他们老太太为什么下乡？他们告诉我说是因为家庭原因。”在定先生看来，这位老太太的经历就不符合她对于“知青”的定义。

“知青是在1954年后才出现的，因为中共中央开始划分出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户口，从城市下到农村后不可能轻易返回，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知青和知青运动的产生。现在大部分知青都有共同记忆，也就是下乡前需要到街道派出所去消户口的那天，从此之后他们失去了城市户口，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知青

又比如，定先生写的第一本口述历史著作《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时，首先就对“旗人”下定义。“我在做案头工作时就从史学角度切入，而且文献是我的向导，我通过它们来定位，文献会告诉我，八旗制度是怎么回事、旗人都住在哪里等等。”

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第二步是口述现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必须亲力亲为。现在有些人在做现场工作时投机取巧，就给受访人一张纸或一只录音笔，让受访人自己去写或说，这是不行的。

口述必须在现场，依靠现场的交流和互动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而且在现场时必须聚精会神，如果受访人偏离主题要把他委婉地拉回来，如果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要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除此之外，在采访前也要知道受访者是什么样的人，要对他的人生经历多少有所了解。还有在访谈中，听人说话是一种必要经验，也就是俗话说的“听话音儿”，只有通过观察和不断地累积经验才能达到，做访谈时切忌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第三步是后续整理。现在问题最大的一点就出现在这个环节上，有些人采访过后，想着整理录音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儿，就把录音或摄像资料束之高阁，很多地方目前没有良好的保存条件，而且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不转录成文，那么“大家来做口述史”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它将面临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窘境，同时好不容易得来的数据很可能会面临二次流失的可能。
口述工作是一种不可逆的行为，定先生说如果她现在重做旗人妇女的口述，肯定比之前做得好，但是这些老人都去世了，所以很多事情只剩下唏嘘。当年她在访谈的时候，她们给她讲了很多故事，比如说在光绪死的时候她们是如何披麻戴孝的；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一些人是如何自焚的；还有的是因为家里的男孩儿被捉去廊坊，奶奶因为廊坊太远而急死的等等，现在那一代旗人都过世了，所以很多故事就真成了故事。

口述整理的意义除了易于我们保存和利用之外，就是容易发现采访中的问题，比如说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或被遗漏，那么该怎么办？可以用回访弥补，如果不亲自整理就不会发现问题。而且回访很可能和第一次就不一样了，定先生说她做《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时，其中谈到老北京的南城，隔了十几年她再去回访，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因为十个受访者中九个说的都是假话！

“回访的价值不仅在于弥补了第一次口述中的不足，也让我们认识到普通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在回访中能重新发现它的意义，甚至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的问题，也就是人为什么要说假话？按后现代理论的说法就是为什么要去建构，它的原因、特点、路径分别是什么？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定先生说。

本讲座整理稿未经定先生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