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贸易”合同难题的诉讼路径探析

一、引言

在大宗货物贸易中，除最初发货人和最终用货人之外，买卖关系中的其他当事人可能并不直接经手货物，而是多采用结算单、发货凭证、收货确认书等形式，作为货物流转和合同履行的凭证。连续买卖各环节的当事人，在获得此类书面证明后，对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完成实际流转和交付等等情况，便不再关心。在诉讼进程中，随着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发现，货物的最初出卖人与最终买受人为同一人或具有极强的关联关系，事实上形成了无实际货物流转的“循环贸易”。

近年来，此类循环贸易所涉诉讼案件悄然增多。原本各方形成的货物表面循环流转和资金反向循环流转关系，因为某一环节的后手（买方）未向前手（卖方）支付货款，导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发生纠纷、产生诉讼。由于没有实际货物，后手往往会以“不存在真实货物”、“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等理由进行抗辩，甚至可能主张整体贸易“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因此，在循环贸易中，如何认定合同性质、效力及履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二、循环贸易=企业间融资？

笔者查阅了部分裁判文书，既有判例中，最高法院倾向于将此种循环贸易的情形，认定为企业间融资：

1、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民提字第110号案中认为，各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涉及货物的规格、尺寸和数量相同，在一天之内既购买又出售相同货物，且价格为高买低卖，完全违背商业常理，这种循环采购行为显然有悖交易惯例。案件证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共同印证了本案中所涉的买卖，是三方公司以货物买卖形式掩盖的企业间的融资交易。

2、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提字第227号案中认为，三方当事人中两方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各方均认可本案交易的目的是获得资金，因此，本案合同的真实目的在于融资。在实际操作上，是采取了关联企业对相关货物进行回购的形式。其中一方，作为买方，不承担货物验收的义务；作为转售方，不承担由于市场的风险可能导致的不定差价的亏损风险，获取固定的收益回报，这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尽管当事人提交了不断供货的证据，用以证明本案存在着货物流转，但其不能否定当事人之间以买卖为形式、实质进行融资的真实目的。

3、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再申字第15号案中认为，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流程为，同一日三方当事人就同批货物进行加价转让，具有最初的出卖人和最终的买受人混同的情形，且出卖人加价购买自己出卖的货物，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本案中当事人未能充分证明货物的交付情况，且双方以往交易中均不存在货物的实际流转。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仅有合同的签订，各方认可本案货物并未实际转移。因此，各方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此种“买卖”关系的交付过程，均无货物实际流转与交接。涉案交易流程不符合买卖合同交易特征，系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法律关系，原再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企业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综合上述三个案件的裁判观点，似乎最高法院“一边倒”地认为，在没有真实货物的循环贸易中，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企业间借贷融资。此意见能否作为循环贸易所涉纠纷的统一裁判意见？

三、拨开迷雾，循环贸易纠纷背后的原因

笔者结合自身办理循环贸易相关诉讼案件的经验，以及各地关于循环贸易的裁判文书、相关报道后发现，近两年涉及循环贸易纠纷数量的增多，有以下四点内在原因。

1、民营企业融资需求

民营企业融资难，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举国共识。对于从事大宗货物贸易的民营企业，资金量的充足与流动性，是企业发展甚至是谋求生存的“七寸”。难以获得低成本银行融资的企业，往往会转向民间融资市场，寻求资金支持。

前述三个最高法院案件，最后均以企业间借贷为由，认定相关合同无效。虽然自最高法院奚晓明副院长讲话以来，法院对于企业间借贷的合同效力问题逐渐持更开放的态度，但仍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有不少法院作出合同无效的判决。因此，在民间融资中，为了保障合同有效性及相关融资收益，各企业可能变通采取以买卖合同加回购合同、或者长链条的循环贸易等形式，将融资成本转化为买卖差价，企图规避无效认定。

而对于某些银行信誉较好的民营企业，同样也面临民间融资的需求。如果企业某笔银行融资无法按时还款，将产生信用评级下降、授信额度减少、其他贷款提前到期等连锁反应，而在央行统一的征信体系中一旦出现“污点”，还将影响到在其他银行的贷款，甚至进入银行业融资的“黑名单”。这种风险，是仰仗银行的民营企业难以承受之痛。因此一旦出现银行贷款逾期风险时，企业会将民间融资作为补充选择，利用短期融资作为过桥资金，采取“民间融资还银行贷款，再从银行申请新贷款偿还民间资本”的方法，保证企业信用不受影响。过往实践中，银行业也普遍接受“还后再贷”的操作方法，允许企业在授信额度内进行适当的资金周转。但是，在市场风险增大和银根紧缩政策的双重影响下，部分银行在收回贷款后不再发放新贷，导致民间融资的资金链条断裂。

2、市场环境波动的影响

民营企业经营中，兼有传统和民间两种融资渠道，传统渠道基于“物美价廉”的优势，是经营良好企业的主要选择。但在市场环境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会出现急需资金的商机，同时也隐藏着市场下行期间，货物价格低迷、销路不畅的风险。

对于资金量有限的民营企业，在某些交易中利用融资资金，甘愿“赌上一把”，又往往难以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和对冲措施。一旦风险成为实际损失，部分企业就有可能摆出“要钱没有”的态度，从而引发了在交易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诉讼。

3、国有企业的业绩压力

笔者也注意到，在循环贸易所涉案件中，不乏国有企业的身影，甚至是大型国企、知名央企。这些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参与可能非法的企业间融资呢？事实上，大部分国有企业参与循环贸易，并不是贪图微薄的融资利润，而是着眼于在循环贸易中体现出的贸易量。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56号案中，当事人主张，合同只是为了达到增加产值，完成业绩考核的目的。法院认定各方的交易模式为“走单、走量、不走货”，即各方签订合同、开出发票、制作发货单和签收单，在形式上已履行完毕所有的合同权利义务，但在实质上，并无任何实际货物往来。

凭借形式上的合同、发票，相关企业均可以将所涉交易数量、金额计入内部业绩。特别是在多家交易主体均为国有企业的情况下，既能够满足各家企业内部业绩考核指标，还可以利用闲置资金获得一定收益，而上游或下游系国有企业又增加了交易安全的保障，各方便在这种互利的默契中完成了循环贸易。

4、部分国有企业对融资目的并不知情，成为最终“受害者”

据笔者了解，在循环贸易中的部分国有企业，往往事前对于整体交易的结构和目的并不知情。此类企业一般是交易的实际出资人、或是处于交易链条的中部的“打酱油”方，上游和下游是长期交易往来的其他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由上下游合作伙伴介绍交易机会，进入循环贸易中成为其中一环。

由于前述业绩压力，国有企业欣然接受；但由于对交易结构缺乏认知，缺乏事先风险防范措施，事后也难以收集证据，一旦发生诉讼，此企业难以充分举证。而上下游企业，又利用证据优势和既有司法判例，大力主张各方属于企业间借贷关系，希望由实际用资方向实际出资方偿还款项，从而逃避自身责任。而在实际用资方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其中不知情的企业，最终成为案件中的“受害者”。

四、循环贸易的司法裁判建议

在循环贸易的诉讼案件中，无论是认定为借贷合同还是买卖合同，无论是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均不会影响到循环贸易发起方（即实际用资人）的偿还义务。因此，需要讨论的核心争议是，循环交易中除实际用资人和实际出资人之外的其他当事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资金本金的偿还问题，对交易利润或融资利润暂不涉及）

现有司法裁判中，前述（2013）民再申字第15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在融资过程中，交易中间人积极参与其中起到了帮助作用，并且获利，故应当对因相关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令中间人对实际用资人不能返还部分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再审维持该项判决。

与此类似，前述（2010）民提字第110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三方当事人作为融资交易的参与人，明知企业间的借贷交易非法，仍然参与，主观上均有过错，对于本案融资交易无效所造成的出资人损失均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其过错程度，按照公平原则，三方应当对于用资人不能清偿的损失部分，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出资人自行承担三分之一的损失。

笔者认为，判定合同属于企业间借贷而均无效，有其特定的司法政策背景。上述裁判虽是建立在合同无效的基础上，但在最终责任承担方式上，简化了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在商事法律关系中，由于商事主体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故也应对其做出的商事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买方出具了《收货确认书》，即使案件最终证据显示其可能未实际收到货物，甚至根本不存在货物，但买方仍应对《收货确认书》造成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即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参考上述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56号案的裁判意见）

综合上述两种裁判观点，在循环贸易中间环节的各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交易过程，并在其中促使资金流转。一般情况下，循环贸易的实际出资人与实际用资人之间并不相识，而是通过中间环节各当事人的介绍，基于对中间环节当事人的信任，才参与到交易中。因此，中间环节当事人对出资人最终损失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确定责任。

在部分案件中，中间环节当事人除了自身商业信誉担保外，往往还参与设计了循环贸易的交易结构、提供了其与实际用资人之间的贸易合同、为出资人指定了上下游交易伙伴，甚至是直接出具相应合同和收货确认书，只需要出资人盖章即可。对于此种积极促使循环贸易成就的中间环节当事人，应当与实际用资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